郑延国

经济学家于光远（1915—2013）是上海人，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，他的人生态度可归纳为“八”和“九”两个方面。

所谓“八”，即“勤、正、坦、深、创、韧、情、喜”。“勤”是指眼勤、耳勤、手勤、脑勤，五官四肢都勤，一个人只有勤，才能有所作为；“正”是指正直，正直是大道德，也是大聪明；“坦”是指说真话、做真事，坦诚待人；“深”是指深入研究，探求本质；“创”是指创新，要独立思考，反对陈腐，冲破旧事物的罗网；“韧”是指孜孜不倦，坚韧不拔；“情”是指对人对事有热情，以爱待人，有人情味、同情心；“喜”是指无论遇到什么事，都想得开，要自找快活，而非自寻烦恼。毋庸置疑，“八”彰显的是于光远的人生态度。

所谓“九”，一是不浪费时间，二是心中要有“问号”，三是敬“一事师”“一理师”，四是学成于勤，五是做学问要坐也要走，六是利用现代化工具治学，七是选题贵在新鲜，八是先写随笔发表研究成果，九是温故求新。

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能用来工作的时间更短，所以要下定决心，像德国哲学家尼采将“我决不浪费时间”作为座右铭那样，切实减少对时间的浪费。而在勤于思索的人那里，“问号”如同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所说，是“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”，它像一个钩子，有可能钩到知识的答案；“研究学问的有心人”，就是对许多事情心里有问号的人，就是对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高度注意和高度敏感的人。疑问无穷尽，一个人告诉你一件事或者对你讲清楚一个道理，使你增加了知识、提高了认识，这样的人便是“一字师”“一事师”，尽管他们做的事情不多，关系也不固定，仍要予以尊重。

韩愈有言：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；行成于思，毁于随。”古希腊人认为劳动是野蛮的，有损于人的智力，我们的观点是劳动光荣，而且是一种愉快的活动，做学问的人唯有勤奋劳动，方能事业有成。古人也常说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可见学问是坐出来的，也是走出来的。无论是看电脑、看电视还是读书，无论是在车上、船上还是飞机上，随时随地都能坐着做学问。所谓“走”，就是到现实生活中去、到人民群众中去、到崇山峻岭中去、到江河湖海中去、到田野乡村中去，通过考察调研、走访座谈，求得实实在在的学问。

面对新技术、新形势、新情况，要善于利用现代化工具来治学。简言之，便是将笔换成鼠标和键盘，能够“一心二用”、左右逢源，甚至借助各类社交媒体，更好地连接学界和学人。选题也要与时俱进，贵在新鲜，毕竟“物以稀为贵”；形成的成果即文章要及时刊出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赢得更多的关注和重视，“‘信息经济’就讲求争夺眼球”。

众所周知，科研成果通常以议论的形式发表，但论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，不妨先写些随笔。不同于论文，随笔既无论文的地位，也不享有论文的权利，但先行发表随笔可以使自身的研究成果尽早被学界知晓，也可以收集读者的信息反馈，有利于研究活动的顺利开展。毕竟科研不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就像老话说的那样，“温故知新”——青年人梦想多，老年人故事多，老年人可以对青年人讲些有益的故事，总之是不能忘记过去，忘记过去，就把握不了未来。“温故知新”之后，应该再加上一句“温故求新”，只有“温故求新”，才会在治学的过程中表现得更积极、更主动、更自觉、更努力。显而易见，“九”彰显的是于光远的治学态度。

正因于光远一生恪守积极向上、坚韧求实的人生态度和勤奋严谨、动态发展的治学态度，所以才能取得辉煌的业绩，成为人们敬重的学界泰斗。